張廣達教授將集中講述沙畹的學術貢獻。沙畹的最大貢獻可以歸結於一點，就是：他為研究漢學確立了符合科學研究的規格，促成了漢學的轉型，比起他的若干同行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引上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學不再僅僅是傳教士、外交家等業餘者的愛好。

闡述這一主旨，將分爲如下幾個方面：（一）沙畹是根據學術發展形勢，幾經權衡，才選定了翻譯《史記》，他之所以在學術上取得符合科學研究規格的成功殆非偶然，他研究他者有他的參照系，他治學有他個人的的主客觀條件，因此他的空前成就百餘年來仍對他人發生影響；（二）沙畹在華兩度親身實地考察，他的實地考察有著明確的目的和規劃，沿途拍照，搜集多語種的碑銘，將文獻記載與考釋銘文相結合，完成了幾部傳世大作；他的考察過程拍下的許多攝影對象，很多今天已經無從再覓；（三）十九世紀末以來各地不間斷地發現考古文物和文書，沙畹借助于歷史語言學的審音勘同和多種語文文獻的比勘互証的方法 ，為研究多種民族史和邊境族群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四）沙畹翻譯高僧、使節的行紀以研究中外交通史，通過研究文獻和實地考察儀軌等多種方式研究儒、道、釋、三夷教和民間多種信仰；（五）沙畹運用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相互為用的方法，研究君主專制制度下的士民現實生活，大批搜集民間年畫，用以研究民俗、祝願習俗。此外，沙畹通過教學和著述，傳授治學途徑，培養了出色的門徒，發揚光大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的西方漢學，並直接、間接影響和促進中國傳統史學的轉型。